历经了千难万险，他们终于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当地流传的民谣就是对此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攀过天险以后，他们又开始向茫茫草地进发。为了传达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的命令，担任通信连长的他又冒着枪林弹雨第二次过草地、爬雪山。由于张国焘错误的指挥，他又跟随着部队南下。转战川康失败以后，他又第三次爬雪山和过草地……

这位出生入死在雪山草地上奔波往返的红军战士不是别人，正是开国少将刘善福将军！

刘善福将军1915年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幼年丧失双亲，由祖母带大。14岁时，他就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一条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他的步伐中，浸染着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为了执行中央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刘善福跟着部队同军阀马步芳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浴血奋战，最后因弹尽粮绝，不幸于1937年3月被俘。

被俘以后，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和威逼引诱，他都守口如瓶。只回答自己是红军战士，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更没有出卖自己的一个同志！后来，刘善福被罚做苦工，被逼着参加兰新公路建设。8月中旬，经过党中央的艰苦营救和被俘人员的坚决斗争，刘善福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他的步伐中，饱蘸着英勇无畏、能征善战！

1938 年9 月，日寇一○八师团沿汾阳至离石公路西犯，企图威胁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罗荣桓、陈光的指挥下，决定主动出击消灭敌人。杨勇受命率第六八六 团迅速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西犯的日军。

薛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汾离公路依山婉蜒穿过。公路在西公岭爬过一段陡坡后，进入凹地；而凹地的一段路平行排列着四 条山沟，每条沟都长满了1米多高草木，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当杨勇团长召集大家商量作战方案的时，立即有人建议说：“团长，就在那儿设伏。”说话的人手指凹地方向。

当时，好几个干部表示同意，只有侦察队长刘善福呆在一旁不吱声。杨勇知道刘善福对这一带最熟悉，在哪里设伏他最有发言权，就主动问他：“刘善福，你的意见呢？”

“这里的地势很好，就是那个碉堡太讨厌了！”刘善福的意见终于说出来了。

刘善福说的很有道理。日军对这段路十分警惕，早在对面的制高点修建了一座碉堡，从碉堡里可以监视和控制这一段凹地及附近的路段。 其实，刘善福早就识破了日寇的企图。经过细致的侦查和缜密的分析，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一套伏击方案。

刘善福接着说：“据我观察，每当敌人运输车要通过这里时，他们总要先派出巡逻队搜索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车队通过。”

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善福的话提醒了大家。“要想取得伏击的胜利，就必须先端掉那个碉堡！”经过商议，大家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准备一举消灭这股已经变得小心谨慎的日军。

9 月14 日早上，侦察员说驻汾阳的日军汽车队已经出城了。第六八六团早已进入了伏击阵地，正在耐心的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

离薛公岭还有10 多公里时，狡猾的敌人让车队停下来在王家池加水加油。先派一支巡逻队去探路，以掩护车队顺利通过。只见敌人一面沿路搜索，一面火力侦察，走走停停，缓慢前进。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时，他们便唱起了歌曲。不知是为了自娱解闷，还是为了示威壮胆，他们的歌哀转凄婉，犹如哀乐低回。看到“平安无事”的信号后，日军的车队陆续开了过来，毫无戒备地开进入了第六八六团的伏击圈。

冲锋号刚响，炮兵连的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了碉堡，接着又是两发，日军的碉堡烟灰冲天。这时，一颗颗手榴弹从天而降，机枪、步枪和手枪也一起扫射。敌人的汽车瞬间就着了火，惊慌失措的在狭窄的路上相互挤撞着、燃烧着、爆炸着……

车上的日军，有的跳下来搏斗，有的趴在车厢边射击。因为硝烟弥漫看不清目标，他们只能胡乱放枪。许多受伤的日军，手捂着伤口，在那里蹦跳着、哭嚎着 ……

见此情形，战士顺势猛冲猛打，离公路越来越近，火力也越来越猛，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他们一举歼灭或生俘了这股日军。

按照侦察队提供的情报，9月17日拂晓第三四三旅又冒雨赶往汾离公路上的油房坪附近设伏。等到日军进入我伏击地域以后，他们迅速出击，一举歼灭日军百余人，击毁汽车九辆。从而取得了在汾离公路上两战连胜的光辉战绩。

偷鸡不成蚀把米。此时，不仅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企图遭到了迎头痛击，就连长期盘踞的运输线也被八路军切断了。一时间，日寇陷入了两难境地。

看出日寇有逃窜的心思后，刘善福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八路军又于9月20日拂晓前往王家池附近设下了伏击圈。上午9时许，日军800余人在狭窄的山路上前拥后挤、仓皇逃窜，一下进入了八路军布好的口袋当中。伴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战士们犹如下山的猛虎冲向敌阵，将日军迅速分割成了几段。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又全部歼灭了这股准备逃离的日军。

八路军在汾离公路上的薛公岭、油房坪和王家池三次设伏、三战三捷是抗日战争中辉煌的战例。对于这次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至今仍这样记载：“三次伏击均选在敌人必经之地和便于我隐蔽突击有利地形上，构成两翼伏击部署，因而取得较大战果。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共毙伤敌1200余人，粉碎了敌进攻黄河河防，威胁我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侦察队功不可没！侦察队是部队的耳目。每次行动之前，身为队长的刘善福都要带领战友实地侦察，了解敌情敌势、地形地利、民情社情，为部队作战提供准确情报。

他的步伐中，蕴藏着顽强坚韧、不屈不挠！

1939年4月，在山东林马庄突围中，刘善福不幸左腿中弹骨折，被送往后方医治。即使在养伤期间，刘善福也不下火线。毅然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组建了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坚持与日寇作斗争。

由于条件简陋、医药匮乏，致使刘善福的腿骨错位，左腿短了3厘米。从此，刘善福走路就一瘸一拐。虽然变成了伤残，但他打起仗来却依然勇猛顽强。

1939年8月2日，在鲁西梁山战斗中，伏击部队一阵扫射之后，刘善福仍然率先冲入敌阵，与日伪军拼起了刺刀。战友们在他带动和鼓舞下也奋勇杀敌，一举消灭这股从汶上出动“扫荡”的日军300多人。

在后来的创建根据地与反“扫荡”斗争中，刘善福一直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下子打出了“刘拐子”的威名。因为左腿短了一截，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战友和老乡们都亲切得称呼他 “刘拐子”，而当敌人一听到“刘拐子”时，却都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窜。

他的步伐中，凝聚着一身真气、永葆本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工作和身份发生了变化，但是刘善福却依然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960年，国内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军队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刘善福亲自率领了一个师的人马开赴芦苇丛生、野鸭成群的洞庭湖区，以农具为武器，展开了一场向湖滨要粮食的战斗。有时，白天他在泥水中抬筐担泥、修堤筑坝、开荒种粮；晚上，却不得不揉捏着酸痛难忍的伤腿……

他，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他经常身着一身军装，可是袖口、领口却缀满了补丁。他步履艰难，却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拄着拐杖蹒跚的走在山路上，走在训练场上……

军事训练时，他和战士们一起翻山越岭；生产救灾时，他和战士们一样住窝棚，吃咸菜、咽米饭；做思想工作时，他常常摸着身上的处处伤疤，与干部战士促膝交谈；抗洪抢险时，他义无反顾的跳下水去堵决口；春耕播种时，他坐着拖拉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检查工作，有一次连人带车翻进了泥沟，还摔伤了头部。

他，始终明辨是非、忘我工作！在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刘善福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妥协，坚决抵制宗派主义和分裂活动，想方设法做好疏导工作，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威望，尽全力为党和人民工作着。

在湖南省革委会工作期间，他一个人就分管着农业、财贸等多项工作，有时好几天他才能踏实的睡上三四个小时。他就这样顽强拼命地工作着，却从不考虑自身的利益，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1973年夏天，他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病重期间，他曾满含深情地对子女说：“不要忘记，你们是红军的后代。……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教育子女，也是他，一生的夙愿。

自从左腿残疾以后，他的身材就不再那么伟岸挺拔。但刘善福将军钢铁一般的筋骨，却犹如一颗鲜艳的红星，永远镶嵌在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