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菁莹  转自：《 中国青年报 》

核心提示：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学习成绩不佳，厌学、有网瘾、吸毒或其他问题。他们经常被称为“问题生”、“学困生”、“后进生”或“差生”，在欧美一些国家，他们被善意地称为“潜力生”。   

在中国，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显示，青少年心理问题有增无减，约20%的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或行为方面存在问题，问题严重的在4.2%左右，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为20%左右。

2009年底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中央综治委预青办等部门联合开展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摸底排查专项行动”结果显示，全国约有2820万名达到法定入学年龄但又不在学、无职业的闲散青少年，其中“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115万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达25万人。

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成电视

记者见到阿芳时，她顶着湿哒哒的头发，趿拉着一双夹趾拖鞋，坐在太阳底下，偶尔用眼睛瞄瞄那些正在烈日下训练的同学。

15岁的时候，阿芳和室友一起离家出走。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妈妈不管我，所以我也不想读书了。”

一个月前，她的QQ响了，是妈妈发的消息：“阿芳，回来吧，妈妈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那样对你了。”

“我本来不想回家，可是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求我，我心软了。没想到一回来就被送到这所学校。”阿芳笑了，带着一丝无奈。

“离家出走你怕吗？”记者问她。

“不怕，因为我和室友一起。”说起离家出走她有些兴奋，“我们去了上海、深圳、广州，什么都干过，在酒吧也工作过，喝酒、吸毒、抽烟样样都会。”

 “那你的室友现在怎么样了？”

 “她好惨。我离开的时候，她怀孕了，她的男朋友也不要她了。”阿芳望着龙悔学校围墙铁丝栅栏外的天空，轻轻地叹了口气，“唉，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龙悔心理专修学校是一所专门为转化教育阿芳这类“潜力生”开办的特训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有50多名学生，大多有过沉迷网络、辍学、离家出走的经历，甚至有吸毒、打架、犯罪等行为。和阿芳一起进来的女孩在外面做足浴时还曾被强暴过，那时才十五六岁。龙悔的校长吴军豹说：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成电视。

吴校长做了4年的特殊教育，他将这些学生分为三类：行为不良型，如打架斗殴、吸毒、偷盗等；心理障碍型，如社交恐惧、偏执人格；青少年次文化型，如厌学逃学、性别模糊、追逐非主流、混黑社会。吴校长说，他更愿意像欧美一些国家一样，称他们为“潜力生”，因为他觉得从教育学上分析，这个青少年群体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于认知、情绪、意志力、环境等诸多环节出现问题，导致他们的学习成绩暂时落后于同龄人，并造成他们在学习意志、心理健康、行为性格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临时性障碍。而这些问题与障碍，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逐渐消解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孩子存在着转变的潜力，而且他也担心“如果给他们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会给他们心理上带来负面影响，加重他们的心理疾病”。

 “这些孩子应该被称为带着残留问题行走扭曲道路的群体。”中国江西新闻网代总编辑、心理咨询师王光忠却认为把这些孩子定义为“潜力生”不够严谨，他认为只有正视问题，才能够改变自己。

在记者询问阿芳为什么进龙悔时，她笑着说：“当然是因为我有问题，才被送进来学习的。”停顿了一下，她望着那边在训练的同学继续说，“来龙悔的学生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些问题的，要不然也不会进来。”

 游木，来自深圳，他称自己被送进龙悔的原因是“有网瘾、不听话”。问他怎么不听话，他也说不上来，只说：“除了吸毒，我什么不好的事都干过。”不吸毒，是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吸毒的坏处”。

行为班的班长邹翔也吸了半年的冰毒。据他自己描述，他的那些朋友在他面前吸冰毒，前两次“忍住了”，第三次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

学习班的赵冰也是一个有毒瘾的学生，来到龙悔后仍然想方设法弄到烟和毒品。邹翔说：“他连心理班那些学生的药物都偷来吸。” 

 阿英今年15岁，是心理班的学生。记者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着记者问：“你爱不爱我？”与她有过接触的心理系实习生毛情红介绍说：“她患有歌德斯尔摩情结，简单地说是爱上了害她的男人。”

阿英13岁时曾被一黑社会贩毒分子迷奸。事后她竟爱上了施害者，并跟随其生活，为其贩卖毒品、坐吧台、当服务生，并遭受别人的毒打。阿英说自己曾经每天能赚上好几千元，其中一半要给自己的爱人。去年9月，她开始吸食毒品。

“我交过8个男朋友，他们都三四十岁，我不是真正爱他们，我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但总比闷在家里好，爸爸妈妈不爱我，我希望得到爱，而他们就是那样爱我，我觉得很幸福。”

来到学校后，阿英原来做了内蓬的红色头发被“修理”成黑短发，皮肤因军训也变得黝黑粗糙。同寝室的同学告诉记者，阿英经常莫名其妙地哭起来，刚开始同学们还会劝慰，后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阿英右手中指上文了个“强”字，有一天她主动告诉毛情红，强是她真正爱的人。“我们很相爱，但是由于他比我大很多，我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他是黑社会老大，不知道我来这所学校，他知道了一定会把我带出去的。”

“强”，就是把13岁的阿英迷奸的黑社会贩毒分子。

“有一个黑社会的兄弟为了我被砍了8刀，这世上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去爱我，包括我的父母，所以我甘愿为他们做任何事。”她说。

每一个“潜力生”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樊彬是龙悔的实习老师，在实习期间主要担任心理咨询师，也兼任文化课教师。他告诉记者： “在学校玩亲情排序游戏的时候，他们经常把父母排在很后面。”

游木就把产生网瘾的原因归咎于家庭。“他们常常在我面前吵架，我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他甚至说，想女朋友的次数比想爸妈的次数还多。

而阿英4岁时母亲就离开了她去法国当保姆，父亲对她也不是很关心。说起自己的妈妈，阿英很难受：“我很想我妈妈，但是我又很怨恨她，她说话不算数，说回来又不回国。她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给我，但是每次我都会挂掉她的电话，不然就和她大吵。”

 “奶牛”之所以逃学吸毒也和家庭分不开。“奶牛”的爸爸来接她回家的时候对本报记者说：“是我们没有做好，她妈妈在5年前就去美国陪她哥哥读书了，我又要做生意，所以女儿一直都是爷爷奶奶管。”

邹翔的情况和“奶牛”差不多，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是家里的长孙。

吴校长说来龙悔的学生基本上属于两种：富二代和穷二代。“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守儿童”。

学习班的王秀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她的父母在生下她40天后去外地打工。她被寄养在阿姨家，父母则常年在外，每年回来一两次。她原本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学校有700个人认识我，因为成绩经常是在全年级前十名之内”。

说起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初中生活时，她颇为自豪地说，初一时她是班上的佼佼者，语文、英语、物理都不错，老师也常常夸她。然而谈到“转变”时，她有些黯然，“初二下学期她交了坏朋友，被一群女孩子带着去上网、滑旱冰。她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有近9个小时。”

父母恨铁不成钢，开始打骂她。王秀更加反叛了，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在离家出走的一两个月间，她靠打工赚取生活费，做过酒店的服务员，当过工人，还曾当过理发店学徒。

谈到那时的叛逆，她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被朋友带坏了”，还有家庭的原因。王秀常年和阿姨生活在一起，甚至她称阿姨为“妈”。在她看来，父母每年回来一两次，很少关心她，而且重男轻女，“无论我做对做错，爸爸都会打我。我弟弟也常欺负我，打我。一旦我还手，我又会挨打。”王秀似乎在讲着别人的故事。

来到龙悔后，学校规定亲属一个月只能来校探望一次。王秀说她想念阿姨，希望阿姨来看望自己。

王老师是江西省上饶县一所农村完小的语文教师，他在这所小学已经任教5年。他所接触的学生很多都是家长在外打工，把子女留给妻子或者自己的父母带。

王老师说：“在农村小学和中学上网玩游戏、偷盗、早恋、打架已经成了一种难以遏制的现象，并且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在南昌另一所特训学校任教的老师告诉记者，送进来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较好，但家庭环境比较特殊，如离异家庭、单亲家庭等等。（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资料链接：2010年2月1日，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发布《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2009年版）。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比例约为14.1%，人数约为2404.2万人。

有一组这样的统计数据：在中国，2404.2万青少年患有网瘾；4.2%的青少年有严重心理问题；115万青少年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这个人群的庞大让人触目惊心。

每一个这样的青少年背后，都站着一对伤心欲绝而又绝望无助的父母。

但面对特殊青少年群体再教育这一块大蛋糕，有些特训学校“铤而走险”，一方面收取学生天价学费；另一方面，用电击疗法、体罚、强军事化训练等暴力手段教育学生。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南方某省一特训学校（已倒闭），其当年的“中国教育十大诚信品牌”、当地“十大杰出职业教育培训品牌”等，均是向颁证机构花高价购买来的。曾在某特训学校当心理咨询师的肖老师告诉记者，学校的办学资金部分用于疏通关系，然后极力压缩办学成本，教师和教官都是低薪聘请的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社会下岗职工、退伍军人、社会闲杂人员等。

特训学校趁“机”而生 暴利和暴力并行

柏文的母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有段时间，天天想着儿子的事，谁来救救我的孩子，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柏文是独生子，在家里除了上网，就是睡觉，“有时24小时上网，我叫他去吃饭，多叫几声，他就发火打人。”父母曾经把家里的电脑锁了，网线拆了，柏文就上网吧，一连3天不回家。

为了约束柏文，父母到处找关系，总算让柏文入伍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可不到一个月就被退回家了”，母亲彻底绝望了，到处打听有没有可以教育好儿子的地方，“我是打114找到这所特训学校的”。

比较了好几所这类学校，最终柏文的父母选择了南昌这所，因为他们看到这里的学生都蛮开心的，“孩子高兴，心情好，就是教育好了”。怀着这样朴素的想法，柏文的父母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3万元，把儿子送进了学校。

救救这些孩子！不只是柏文的母亲发出这样的呐喊。

面对社会的大量需求和家长的强烈呼吁，各类民办性质的特训学校应“运”而生，填补着逐渐消失的“工读学校”日益丧失的职能。

2005年前后，此类特训学校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兴起，绝大部分为民办，多由民间人士或社会力量自发成立，区别于有政府背景的儿童救助组织。高峰时期全国多达80余所。

短短5年间，此类特训学校经历大起大落。目前，全国仅剩30余所，主要集中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

暴利和暴力并行，伴生的便是尴尬和乱象：2009年，湖北宜昌少年命丧减肥特训营、8月广西网瘾少年被4名教官打死、南昌阳光我能行学校教官助学员吸毒等安全事件频发，很快山东特训学校电击治疗网瘾被卫生部紧急叫停，紧接着2010年又发生江苏淮安网瘾少年集体出逃、16岁少年在湖南倍腾特训学校离奇死亡等事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声讨，随即，此类学校纷纷倒闭或转型。

南昌市教育局社管处主任刘文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不再批准开办这类学校了，但对目前留存的特训学校也不废禁。

特训学校寻求转变

张璟，江西师大心理系副教授，研究专业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记者问她，会建议家长把问题孩子送到这类学校吗？她说，不是建不建议的问题，而是这些家长已经没有办法来管教自己的孩子了。  

 “一出问题就蜂拥而来，把我们这类学校批评得一无是处。打死学生是坚决不对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把这条路给断了。”南昌龙悔心理教育专修学校的创始人吴军豹认为，“对特训学校不能一棍子打死，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措施，以规范这类特训学校，让‘潜力生’获得受教育和关爱的权利。”

龙悔心理咨询室老师付燕在此已经工作了一年，她是江西师范大学心理系2005级毕业生。她认为这类学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放任这些孩子在外面游荡，不知道会发生怎样伤害自己和社会的事情”。

经历了大起大落，这类学校，也从开始的行走学校，再到以药物、气功、电等治疗为重的各类戒网瘾训练营，发展到目前以心理教育为主、军事化训练为辅的特训学校。

在南昌，仅存3所特殊训练教育学校：南昌创能心理教育专修学校、南昌龙悔心理教育专修学校、南昌鸿杰少年学校。3所学校标示的教育方式都是“以心理教育为主、军事教育为辅”，学习期一般为半年。

据江西师大心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江新喜介绍，师大心理学院在这三个特殊教育学校都建立了教育实践基地。

体罚依然存在，吴军豹说，学校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挨“龙鞭”，对于不听话的学生，教官可以用“龙鞭”来惩罚他们。

潜力生“转化”之难

“转化率”成为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对这类学校私底下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对于学校的“转化”效果，付燕则说：“教学效果因人而异，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没有完全去除掉身上的问题，有些孩子会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学生刚来的时候连衣服都不会洗，也不会叠。现在全都学会了，并且能够独立生活。”

吴军豹称，从他们学校毕业出去的500余名潜力生中，50%的学生本人和家长认为对自己或孩子是有帮助的，30%是绝对成功的，15%会出现“反弹”现象，5%效果不明显。

但学校并未对此做过详细的调查和统计。

吴军豹经常说到的一个例子是，曾两进龙悔的来自江西樟树的周宇轩，2009年居然考上了天津市一所重点大学。

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了这个当年令老师和父母头疼过的“网瘾少年”。

 “那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就和朋友一起玩‘魔兽世界’，把上网叫做上班。”电话里的周宇轩笑着回顾自己那段“叛逆不懂事”的青春。他说自从有了网瘾后，经常夜不归宿，学习成绩从中上水平降到全班倒数第几名。

周宇轩说，在龙悔收获的东西远远多于戒除网瘾本身：半军事化训练后逐渐爱上了运动，人也变得开朗起来，学会和同龄人沟通…… 周宇轩还特别提及：“父母在我固执不懂事的时候，依然笑着拥抱我，从来没有放弃我。”

相较周宇轩，更多的“潜力生”像李冰。他来到龙悔6个月了，这期间心里有过痛苦的挣扎，甚至最初想变本加厉地报复父母，“我要让他们后悔，出去后我还要吸那些我没吸过的毒品。”

可之后的几个月他开始改变自己。“身边的人都在变，你不变就觉得不好。”李冰穿着军训迷彩服，坐在寝室的储物箱上说着自己的改变，“以前我脾气好暴躁的，不高兴了就掀桌子大声吼叫。现在好多了。”

刚来的时候，他去体检，才发现自己原来一身的病：胃病、肝脏伤害、肺脏疾病……在他的耳朵上，可以看到11个耳洞。李冰描绘以前自己的形象：皮肤苍白，耳朵上戴满耳钉，头发染成红色，体重因吸毒骨瘦如柴只有113斤。现在他的头发已经被剪成黑短发，耳洞堵上了，体重因进行半军事化训练增加至145斤，皮肤也晒黑。他笑了笑：“看起来健康很多。”

然而“奶牛”的爸爸对刚从龙悔“毕业”的孩子还是不放心，仍然把她送到全封闭式的一所民办中学学习，该校不允许学生恋爱，甚至男女分开教学。“奶牛”爸爸只是希望女儿能真正懂事，“不出去乱玩”。但是女儿以后真能抵制过去的种种诱惑，真能明白生活的意义吗？“奶牛”爸爸显得很迷茫。

小樱从特训学校毕业后，“反弹”明显。她因厌学进入龙悔，因表现好成为龙悔学校青虹阁（学生团体）的阁主。从龙悔毕业时，学校的老师和她都认为自己已经改变。可重回学校上课后，她和一名女生发生矛盾并将其打伤，又离家出走半年。

但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待她。

小樱在电话中对老师说：“就算我改变了又能怎样，我妈妈不变，还像以前一样骂我打我，事情不会好转的。” 

对于这种“反弹”现象，师大心理系副教授张璟建议：“从特训学校毕业后，学生还要学会重新适应这个社会，所以我建议这类学校要有一个跟踪辅导，在学生回到家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跟踪心理辅导，直到他能够真正适应社会。这才算是结束了教育。” 

同时她认为，家长也要接受“再教育”，因为很多学生重复出现问题，都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有关。

“潜力生”拯救之惑

13岁的张廷靠爷爷奶奶的低保费生活，家人帮他报了龙悔学校的学习意志半年班，总费用4800元。“这是建校以来收费最低的一个学生。”龙悔学校信息中心负责人章伟介绍。

这些特训学校，每个学生半年要交的学习费、生活费、被服费等费用，共计两万余元。

“特训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章伟有些无奈：“我们也想多收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但财力不支，因为学校靠学费支撑。”

高额的学费让很多绝望的家庭变得更加绝望。

受办学经费的制约，这类学校的教师流动性很大。在南昌鸿杰少年学校，教官的流动期一般为一年，刚进去时工资是1300元，顶级是1700元，一年之后，工资的上升空间就已经到顶了。但是他们需要每天保持24小时的工作状态，一个月只能休假两天。

龙悔的文化课老师都是毕业不久的年轻女教师。年轻老师在教学方面经验不足，不少人在准备公务员的考试。有的特训学校还出现过刚毕业的实习老师和学生谈恋爱，实习老师最后跟着学生回家的事情。

更让吴军豹头疼的是，特训学校之间的交流甚少、各自为战。而且，为了争夺生源，这类学校之间还常常发生互相诋毁、恶意诽谤的恶性竞争现象。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类特训学校存在办学资质不一、教育管理方法各异、人员组织结构复杂等情况。而对此类学校，国家（包括地方）没有出台一套明晰的创办标准、准入机制以及相关的管理、监督的法律法规。

南昌市教育局社管处主任刘文谦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类学校还处于探索阶段，国家也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他个人认为，社会力量办学可以鼓励。他认为这类学校现在还有些缺陷，包括怎么去教育、怎么去疏导特殊青少年群体，这些都要探讨。到底是该集中针对性的教育还是分散针对性的教育，都需要讨论。所以只能说这类学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远远不够。

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秘书长许小欢说：“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有所作为，要有公办类或者公办民助的学校来专门接收这类学生，而且在教育设施、师资力量、教师培训、心理教育辅导等各个方面，都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相应的体制机制来作为保障。”

在采访中，记者就潜力生、特训学校等话题请教多所高校的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教授专家，他们坦言从未真正接触过此类学校的问题学生。

（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谌江平、江西高校传媒联盟的大学生记者柯红、张玉、况娟、毛晴红、叶晓丹参与此文调研和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