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这项工作的基础性工程。农村中学的学生文化建设应该立足于本土文化，着眼于农村现实，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荣辱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为新形势下农村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农村中学 “三农文化” 价值观引导 学生文化建设

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以树立广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由外到内）为主体的系统性工程。在当前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这项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学，面对学生生命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隐患，“但求无过”式的管理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何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开辟新的道路，和网络文化、影视文化中的不良成分抢夺思想文化阵地，让学生的精神世界真正丰富起来，纯净起来，让学生的价值观得到正确的引导，让学生文化建设变“不求有功”为“力求有功”，应该成为新时期学校文化建设新的议题。

一.以优秀的本土文化引导学生是农村学校学生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是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整个校园文化体系中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的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基础性工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作为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对年轻一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青少年学生能否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将直接影响学校德育工作和整个教育工作的质量。

当前,我国经济在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广大农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经济体制实行全面转轨，信息化浪潮扑面而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影响，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给社会带来了空前广泛而巨大的影响，特别使身处农村的学生摆脱了一系列陈旧思想的禁锢，产生了许多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观念，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以往恪守的政治信仰、价值体系等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日益遍及，网络开始进入广大农村，不少农村青少年学生都已在互联网上“冲浪”多年，他们对于网络文化的崇尚，早已超出成年人的想象。然而网络文化因其自由散漫、缺乏成熟的网络道德体系等诸多原因，长期以来鱼龙混杂，成为当前农村青少年学生普遍缺乏感恩意识、悲悯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的诱导性因素。

因此，新形势下的学生文化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堵漏洞、重说教式的“治标”，关键还在于“治本”。那就是注重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崇尚“真”、“善”、“美”的健康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方式方法，采取当前青少年学生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学生到沉甸甸的历史变迁和活生生的现实图景中去受教育。

二.本土文化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具有天然的影响力

人最基本的关系是与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思想观念的习得是最原初、最直接、最长久的，也是个体走向社会、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土文化就相当于血肉连体的母体，她对每一个其孕育的个体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类似于血缘性的文化影响。因此，本土文化的教化功能理应得到重视和开掘。每一种本土文化之所以独具文化韵味，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又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一种教育必然会受到相应文化背景的全面滋养，得到本土文化的悉心呵护，本土文化就是全方位滋养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发育人生各种细微情感的沃土。农村学生不仅仅生活在教师、课堂、书本所构成的知识生活之中，而且同时生活在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与乡村文化底蕴无时无刻的渗透之中。

三.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有着历史延承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现象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成为生存之本，“三农问题”一直是解决社会各项矛盾的关键之所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关注民生疾苦的热心人，不乏为民请命的圣哲、勇士，对“三农问题”关注的目光通过千年的延续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关于农事的记载。《七月》中就真切的反映了奴隶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和农民的艰难的生存状况，这首诗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关注农民生活的诗歌之一。

在孔孟的思想中，民本主义则成为关注“三农”的一面大旗。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明确地提出统治者在治理百姓时应慎用民力，以仁治邦。在孟子的著作中，孟子则更为鲜明地提出“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调。孟子还在他的多篇文章中谈到他针对农民大量丧失土地的情况而提出的“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并把“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作为当时满足“八口之家”基本生存需要的农业适度生产规模。孟子可谓是一个热心于“三农问题”的人。与孟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墨子也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汉、唐、宋时期的农桑政策刺激了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以南的地区经过多年的开发，成为天下的粮仓。

在文坛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我国古代的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或写田园风光，或写农业农事，或写乡里乡情……使农村成为了诗歌的土壤。而像杜甫这样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则更多地以同情、怜悯的笔调记录了民生疾苦。以杜甫为宗，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用文学的笔调关注“三农”，成为中国悠悠历史长河里一股奔腾不息的激流。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作家们用各种文学形式见证着农村的改变。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小说无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刻画对象，展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农村生活画卷。

九十年代末，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信中直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这封信。这封信开门见山，短短一千五百多字，把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说透了。在当时，这样的问题在全国也有相当的普遍性。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主要根源是多年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致富以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严重束缚。“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安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可见，“三农问题”有史以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与政治形式的存在，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渗透于人们物资与精神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它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每个朝代的诞生，都会催生相应的利农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先后实行了生产合作社，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政策。

1978年到2003 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共计56 个，其中从1982 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的5 个“1 号文件”最让人记忆深刻。而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召开了5 次农村工作会议，连续4 年下发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1 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含金量”非常高的支农惠农政策，初步形成了新时期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2004 年的中央1 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抓住了“三农”工作的核心问题；2005 年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抓住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2006 年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抓住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问题；2007 年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题，抓住了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2005 年，国家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绵绵延续2600 多年后终告结束。

国家在公共财政政策调整中，还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入，“三农” 政策由农业扩展到农民，如大规模建设户用沼气池和乡村公路，完善农村电网，解决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对农村义务阶段教育实行“两免一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依靠农民自身向以国家为主的政策转变。

这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增强了反哺性和普惠性，是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使公共财政阳光覆盖了广阔农村，让亿万农民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令人感慨的是，距离2000年《南方周末》发表李昌平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7年之后，同为来自监利县的新沟镇交通村农民朱建华致信湖北省委书记，希望将14 年收藏的负担卡作为礼物献给党的十七大，表达了一个曾经是“三农问题”热点地区的普通农民对中央农业政策诚恳而质朴的感激之情。2008年，朱建华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

“三农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就像是一部部厚重的史书和一处处鲜活的画廊，其间蕴藏着无数人文教育的宝贵资源。

四.“三农文化”是丰富农村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

我们的学生当然不能流连于虚幻的网络世界，但也不应总是埋首于象牙塔内的故纸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无长物，心忧天下”是历代读书人所崇尚的一种行为准则，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就是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一种表现，就是“三农文化”的核心。

当然，“三农文化”也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她需要不断更新。“三农文化”本身应该被看作农村学校自身文化发展与更新的主体，而不能只是作为被动接受的容器。

当然，在网络影视文化的冲击下，要从生存价值理念的引导入手，来保证“三农文化”研究的生命力，是非常困难的，至少是过于理想化。可行的方式只能是在承认并尊重当前农村学生普遍存在的寒窗苦读以汲汲于功名富贵的“小我”意识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和培植其价值观。这里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发掘、培植、提升目前还存留着的本土文化种子，予以适当的扶植，使其具备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扩大传统本土文化生存的空间；一是建立合适的机制，鼓励文化进课堂，让本土文化真正走进学生的日常学习去。

在我们的印象中，父老乡亲反复告诫子女的，就是通过读书来走出农村社会、改变务农的命运。但在农村孩子的生命历程之中，乡村社会依然会给乡村少年以全面的精神滋养，足以让他们从中感受乡村社会的美好，找到自己存在其中的生命的欢娱。浸润其中的“三农文化”背景足以带给乡村少年生存的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生命姿态，足以给个人生存提供价值的基础与精神的支持，足以抵御以升学、逃离本土社会、进入社会的主流这类的所谓强势价值的渲染，足以疗救乡村少年的生存焦虑与精神迷失。

相对于个人完整生命而言，当前的所谓校园文化所能提供的文化滋养与价值教化总是容易流于简单空泛，不足以慰藉个人生命需要的多样性，人的健全发展需要个人周遭生存空间的整体孕育。所以良好的教育需要学校文化与个人生存其中的隐性文化、本土文化的和谐与补充，就农村学校而言，“三农文化”正是农村青少年成长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个体生命发育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价值观体系，就是在培植乡村少年的文化空间，就是在孕育乡村少年的文化生命。这意味着在物质逐步发达的条件下农村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是降低，而是需要大大地加强，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需要承担乡村文化虚化后给乡村少年成长留下的精神空白，全方位地抚慰、孕育乡村少年的生命肌体，培育他们的完整心性与情感。